中国画的迷茫

近代以来的中国画一直徘徊于迷茫摇摆的状态中。所谓迷茫，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以守旧面目出现的迷茫。明清以来就有这种风气：满足于浮面或局部的继承，对中国艺术精神不作深究，总是一副旧面孔，以“吃老本”为自足，由此而引起新一代的厌腻反感是自然的。另一种是以革新面目出现的迷茫。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八十年代都有类似认识：中国画作为一种僵化陈腐的封建意识残余，必将被代表未来趋势的国外现代艺术所代替。这种观点的缺陷，是没有充分意识到作为人类伟大文明成果的中国文化的深层内核所具有的超越时代、超越地域的未来学价值。

两种模式表现了人类精神的不同侧面

在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的深处，隐藏着的是两种不同的精神生活模式。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形成的民族性、地域性的精神生活模式，是由不同人们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实际生活方式积淀而成的。它既包含着最基本的宇宙意识、人生意识、伦理意识、审美意识，也是一种思维方式、性格气质和心理结构。它比不断积累更新着的文化知识成果和不断变换着的时代思潮都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和永久性。它作为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内核，具有深层、抽象和模糊的特征。它虽然也在生长和演变，但很缓慢。而其中一些最重要最稳固的基因，也就成为“人性”的组成部分。

民族文化的形式和内容都具有复杂的层次结构。通常所说的“封建主义的观念内容”，其实就是封建时代的时代性，它只是传统文化的外层内容，是深层的精神生活模式的时代表现。这个外层限制是必须随历史的前进扬弃的，而它的深层内核却具有超时代的意义。

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这三个方面的大关系来看，中国艺术精神在总体上呈现和谐稳定的倾向，体现了一种在动态中求平衡的有机宇宙观；而西方艺术精神则在总体上呈现对立变动的倾向，侧重于对线性思维和单纯进取的强调。中国艺术精神以统一的价值观（伦理意识）为收缩中心，具有一种向心力；而西方艺术精神所追求的个体自由则以否定统一价值的合理性为前提，显现为一种离心力。西方工业社会强调人对于自然的战胜。而中国古代社会强调人对于自然的复归。这种种差异，是抽象而模糊的，然而当中西方文化互为参照系进行比较时，它们各自的特色就显示出不可替代的意义。初看起来，差异的形成在于偶然的地域间隔，而其实，则是人类精神的巨大丰富性的本质表现。从根本上说，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不同精神生活模式，是人类精神生活作为一个整体的不同侧面，是人性的不同侧面。其他地域文化，包括原始文化，也都是侧面之一。这不同的侧面是互为补充的。在这里，只有不同的特色，而无所谓是非之分。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种不同的侧面，人类的精神生活才是立体的、多相位的、平衡与完善的。

二千多年来，中国曾经历了世界上最持久的文化繁荣，近二百年的落后是由于社会原因。对这种落后的根源应该深恶痛绝，但不必因此而怀疑中国文化作为一种精神生活模式的未来学价值，——正如不能因为在长达近千年的中世纪，欧洲落后于中国，就因此而怀疑西方文化作为另一种模式而具有的现实价值一样。

若以对方作为参照系来衡量，近代以来的中西方文化所表现的精神生活模式都是倾斜的，因而它们正可以互为补充、相辅相成。人类的精神生活历来就是由各种矛盾的侧面组织而成的，永远不会统一成单一的模式。

倾料互补与时间差

人们的生活国际化了，世界在变小，这就为地域文化的横向互补创造了好条件。中国封闭得太久，僵化麻木的艺术精神渴望外来刺激，对传统程式觉得腻味厌恶。所以从国内范围来说，首先是需要外来的新观念新形式的冲击。而对于西方来说，现代艺术的花样翻新日益看得疲倦，不少有识之士已将眼光投向东方，正开始从中国文化中寻找他们所欠缺的东西。所以他们更感兴趣的，是纯粹的东方精神、中国风格——这便是中国画家所面临的国内需要和国际需要矛盾。中国需要停滞以后的变动，而西方需要变动以后的复归，这个一前一后的“时间差”，决定了绘画领域在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只能采取一种双向互补格局。

中国画“播散期”的可能性

精神生活模式是十分抽象而难以言传的东西，它必须寓于具体的感性载体当中才能被直觉所把握。而中国画正是这样一种久经锤炼加工的载体，在可预见的将来，在绘画领域恐怕一时还难以找到更精致贴切的载体来代替它。换句话说，就是世界文化的互补结构还需要它。而这种世界性、历史性的需要，就是中国画发展的潜力所在。

因此，我以为中国画不仅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而且还将有一个向世界“播散”的过程、一个被现代世界所充分研究、了解、接受、消化的过程。当然，要让现代世界接受中国画，必须要求中国画自身作一定程度的改革，要扬弃封建性的时代局限，使之成为一种更为宽泛的形式。

中国画是可以推向世界的，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充分存在。但要将可能性变为现实，仍要经过十分艰苦的努力。最大的因难，就是中国的经济实力太弱，没有钱宣传自己的文化。西方文化在世界上的扩散，其重要原因与其说是由于文化自身的魅力，还不如说是由于富裕的物质生活对其他地域的诱惑力，文化往往是被不自觉地当成了一种富裕社会的象征，而被普遍地崇尚。国家太穷，这正是中国画家面临的最大难题。但相对比较起来，中国在其他领域落后于工业国家更远。在近阶段，中国人恐怕还只有在艺术方面（以及体操、杂技等等较少依赖于经济技术的门类）是最有条件走向世界的。

东方文明对于未来人类的潜在意义，远未被现代世界所充分认识，正因为如此，才是特别值得关注的。

*1985年11月，文化部在浙江美术学院召开了“全国高等艺术院校中国画教学讨论会”，笔者在会上作了题为《互补结构和中国绘画的前途》的长篇发言。发言的部分摘录刊于1986年1月27日《中国美术报》，即是此文。